85岁高龄的詹伯慧，在语言学上继续“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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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上拓荒六十余载

——记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教授

85岁高龄的詹伯慧教授每天仍坚持看书读报。

他出生于文人家庭，父亲是享有“岭南词宗”美誉的詹安泰教授，自幼在家中接受“双语教育”，小学毕业前就能熟练掌握潮州话（属闽南方言）、客家话、粤语三大方言，此后常于家中聆听父亲与语言学名师“谈言论语”，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全国语言学研究尚处薄弱之时，毅然选择了单凭“坐而论道”难以出成效的语言学研究之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第一批语言学研究者，在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上“拓荒”至今六十余载，取得累累硕果，并带出了一支语言学“詹家军”，其影响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语言学界，还辐射至海外如日本、新加坡、法国、美国等地。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詹伯慧教授。

近日，莅潮出席学术活动的詹伯慧教授欣然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在其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娓娓讲述他如何与语言学结缘，又如何几十年如一日耕耘不息。

语言学“爱好者”的毅然抉择

詹伯慧1931年7月10日出生于潮州古城胶柏街，自他“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处于一个“双语教育”的家庭环境里。其父詹安泰出生于饶平县新丰镇润丰楼。润丰楼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土楼，楼内居住者全都姓詹，也全都讲饶平客家话。饶平县是潮州话和客家话兼有的双方言地区，县北从新丰镇往北全是客家话区，人口约占全县四分之一；新丰镇以南直到县城黄冈以至县属沿海乡镇则大都讲的是潮州话，约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三，因此，新丰镇成了潮州话与客家话的交汇点，是一个双语并用的地方。这样特殊的语言环境，加上自詹伯慧的祖父那一代开始，詹家的媳妇都来自讲潮州话的地区，这让詹家很早就成为客家话与潮州话并用的双语家庭：家中男的基本上讲客家话，女的基本上讲潮州话。而詹伯慧的母亲柯娥仙则是一位讲纯正潮州话的枫溪人，因此，童年时随父母在潮州城生活的詹伯慧，也继承了家庭的传统：用客家话与父亲交流，用潮州话与母亲交流。潮州城总体讲潮州话的语言环境，加上詹安泰在韩山师范执教期间，常与潮州城内的学者名流交流研讨，给幼年时的詹伯慧打下了很好的潮州话基础，为他后来的潮州方言研究提供了扎实根基。

1938年，日本侵略者进犯广东，战火炽烈，羊城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云南澄江，恰巧主讲诗词的岭南词学名家陈洵辞去教席，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求贤若渴，驰函以名士身份急聘詹安泰赴滇接替陈洵教席。詹安泰接函请后，匆匆赶往云南中大执教。其时潮州城也因日军入侵陷于水深火热中，因此在潮州城读完小学一年级的詹伯慧只好随同外公外婆前往祖居地饶平新丰镇避难，就读于新丰启明小学。回到祖居地读书的詹伯慧开始系统地接触客家方言。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已西迁云南的中山大学又再迁回粤北坪石，条件比云南澄江有所改善，稍为安定下来的詹安泰回老家将儿子詹伯慧接到了坪石。其时詹伯慧就读于坪石广同会馆主办、用粤语教学的汉德小学，直至小学毕业。这是詹伯慧第一次系统学习、了解粤语的时期。因此，到了小学毕业时，詹伯慧就已经能同时掌握运用汉语方言七大方言中的三种——潮州话（属闽语）、客家话和广州话（粤语）三大方言了。

中山大学搬至坪石没多久，日军加紧侵略步伐，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又从北面南下入侵粤北，坪石告急，中大被迫再迁往粤东梅县。詹安泰因此暂时返回饶平家乡，先在上饶区立初级中学（现饶平四中）教了半年书，待中山大学在梅县立足后，再赴梅县执教。詹伯慧此时也随父亲返回饶平老家，就读于上饶区立初级中学，直至1946年初中毕业。在上饶区立初级中学读初中这三年，加深了詹伯慧对饶平客家方言的了解，也进一步提高了运用客家话的能力。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詹安泰教授随中山大学从梅县回迁广州。詹伯慧因初中学业未完，不能跟随父母回穗，翌年1月春季毕业，离秋季入读高中尚有半年，只好到设于潮州开元寺的金山中学先读半年，是年暑假再去广州，考入中大附中高中部，自此，詹伯慧一直在广州经历高中和大学两个阶段的学业，接受了长达七年的粤语熏陶。

就读中大附中期间，詹伯慧常在家中的客厅聆听父亲詹安泰与中大文学院名师的交流切磋，得知中山大学有个语言学系，是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一个语言学系，由时任中大文学院长的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于1946年创办的。自小就能熟练掌握多种方言的詹伯慧，在家中常客王力、岑麒祥等语言学教授跟父亲的交谈中，逐步对语言学研究有所认识，并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在当时全国语言学研究尚处于薄弱时期，做一个语言学研究的“拓荒者”。1949年，于中大附中毕业的詹伯慧毅然选择了报考中大语言学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该系录取，于广州解放后的11月被通知进入中大注册就读，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专攻语言学的大学生。

语言学“拓荒者”的成长印记

进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读书的詹伯慧凭着从小对多种方言的掌握，以及对语言学的喜爱，“如鱼得水”般畅游于语言学的海洋中，虽然当时在全班7名学生中，詹伯慧的年纪最小，但他在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方面的天赋也引起了王力等教授的关注。

1953年，詹伯慧在中大语言学系毕业后，分配至武汉大学，开始了语言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说起毕业分配至武汉大学教学的缘由，詹伯慧笑称因为那时候他们属“珍稀物种”，他们毕业时只有7个毕业生，却有10位教师之多，且多为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毕业后全国各所有名的大学纷纷提出要语言学系毕业生，就在这种情况下年纪最小的他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

年轻的詹伯慧到武汉大学登上讲台后，学习的脚步并没有停止。毕业第二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在王力教授带领下，举系并入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已集合北大、清华、燕京等三所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名师，加上中大语言学系的并入，在北大中文系中独立设置了汉语专业，成为国内语言学领域中最具权威的一个专业。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学研究队伍还很单薄，北大语言学系的各项研究任务繁重，方言学研究上人才尤其匮乏，王力教授此时想到了詹伯慧。

1955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王力教授马上推荐已在武汉大学的詹伯慧，让他到北京大学来师从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进修汉语方言学。詹伯慧到北大后，深得袁家骅教授的赏识，在进修过程中担任了他的助手。袁教授还推荐他参加了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到海南岛调查黎语。半年后回京，袁教授又要詹伯慧参加他主持编写的《汉语方言概要》，此时詹伯慧开始展现了他在方言学方面的过人之处，他负责编写此书中分量最重的粤方言和闽南方言两章，约占全书50万字中的三分之一。《汉语方言概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迄今一直是方言学的经典之作。

在北京大学进修了两年多，詹伯慧于1958年重返武汉大学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詹伯慧写出了多篇引人注目的杰作。1959年刊于《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第二册的《潮州方言》一文，长达十万字，详尽描写了潮州话的语音，特别是它那深具特色的连读变调和文白异读，正是詹伯慧此一时期的扛鼎之作。而1958年发表的《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潮州话的一些语法特点》、《万宁方音概述》，1959发表的《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等也都是詹伯慧此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能引起较大关注，除了与詹伯慧自小就熟悉多种方言有关，还与他重视深入的方言调查、不“坐而论道”息息相关。

注重社会实践与深入调查，是詹伯慧在语言学研究上取得成效的“法宝”。“军话”是他1956年到海南岛调查黎语时发现的。《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揭示了海南岛南端崖城镇中残存于几千居民口中“北方方言岛”的语音面貌。这种方言现象引起了语言工作者的重视。关于海南岛“军话”的这份记录，此后常常被语言学界用来作为“方言岛”的实例。

詹伯慧在学术研究中还注意密切配合社会实践活动，回应社会对解决语言学问题的迫切需求。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刚结束，他立即撰写了《关于汉语规范化》一文在《长江日报》上连载。1956年，他又编写了《武汉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60年在完成湖北省方言普查后，他又及时和华中师院、武汉师院的几位同志一起，集中两个月时间编出《湖北方言概况》。当年他还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关于编写〈学话手册〉的几个问题》，结合实践经验阐述了如何编写《学话手册》，更好地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看法。

在詹伯慧的学术生涯中，另一件不得不提到的事，就是他作为骨干成员之一参与编纂国家“重典”——《汉语大字典》。

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召集下，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汉语大字典》筹备上马，詹伯慧作为我国收字最多的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的编委会成员，一开始就参与编写规划的制定，此后多年一直负责该字典的收字审音工作。《汉语大字典》分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注音，是我国历来辞书中音读最为完备的一部大字典，其中凝集了参加注音、审音工作者的众多心血。

语言学“詹家军”的领军人物

在学术研究上，詹伯慧一直处于业界的“前沿”和“巅峰”，在教学上，詹伯慧也是桃李芬芳、誉满天下。

1980年，暨南大学复办，中央组织部发文从全国抽调300名骨干教师支持暨南大学办学，詹伯慧名列湖北首批支援名单。但当时适逢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一名讲授汉语的教授退休，由于日本当时已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校方想起不如此后就从中国聘请相关专家。经东京大学教授会讨论研究，首先就看中了武汉大学的詹伯慧教授。经日方向我国教育部提出，詹伯慧在1980年春接受邀聘，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到日本担任客座教授的汉语学者前往东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为东京大学开设汉语方言学、现代汉语等五门课程。詹伯慧作为新中国首位受聘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两年的客座教授，可谓为中日两国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开了先河。

1982年詹伯慧从日本回国后，重返武汉大学，于翌年调到暨南大学任教授。1985年，詹伯慧被任命为暨南大学复办后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当时香港文汇报就以“年纪最轻的教授院长”报道此事。詹伯慧到暨大后，首先想到的是建立方言研究机构，建立培养汉语方言学人才的硕士点博士点。他从1984年就创建了汉语方言研究室，自己兼任研究室主任，并在当年开始招收方言学的硕士生。1990年他又获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收攻读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迄今詹伯慧已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29人，硕士研究生9人，其中包括来自港、澳、台的博士生5人，硕士生2人。1994年我国首批5名攻读汉语方言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授博士学位，其中出自詹伯慧教授门下的就有4名。

如今詹伯慧的许多学生成为了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语言学界把这支富有活力的汉语方言研究团队称为“詹家军”，而他当年在日本所教的学生，如今也大都成为日本汉学界的知名学者。

上世纪90年代起，詹伯慧还先后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著名学术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开设讲座，他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积累的丰厚果实传播海内外，成为世界共享的学术财富。

作为语言学“詹家军”的领军人物，返回南方故地的詹伯慧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时刻不忘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拓荒”工作。詹伯慧迄今已刊语言学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了《汉语方言文集》《语言与方言论集》《方言 共同语 语文教学》《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詹伯慧（1953——2008）语文评论集》等五部个人论文选集。近期又将有一部作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之一的《詹伯慧自选集》出版面世。他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等以及由他主编的全国大学通用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多次获评为国家教委和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002年，由詹伯慧主编、粤港澳三地一批粤语学者共同编纂的《广州话正音字典》，以及由他主编、他的几位博士生协力完成的《广东粤方言概要》相继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中《广州话正音字典》为我国第一部方言正音字典，《广东粤方言概要》于2005年荣获广东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早在1992年，詹伯慧便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和1997年，他连续两度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1年，他获评暨南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2006年，暨南大学授予他终身贡献奖。2011年6月，他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是全省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中国语言学家。他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连续20多年担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他还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担任多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在语言学上享誉四方的詹伯慧，仍在他喜欢的学术领域耕耘不息。近期，詹伯慧教授正负责主编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重点出版图书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约四百万字），此书将成为我国历来最大型的方言及方言学大词典，预计明后年便可问世。

85岁高龄的詹伯慧，正带领着他的“詹家军”，在语言学上继续“拓荒”……

◆对话

詹伯慧：

“希望父亲的纪念馆在2016年建成”

作为一名出生于潮州城的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教授让潮州人关注的不仅是他辉煌的学术成就，被誉为“岭南词宗”的其先父詹安泰教授，更是潮州人关注的重点。作为家乡媒体，采访詹伯慧教授时自然是离不开詹安泰教授这位潮籍著名前辈学者的话题。

记者：您的父亲是著名词学家，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詹伯慧：我的父亲1902年出生于饶平县新丰镇润丰楼一个中医家庭，他从小就有认识诗词、酷爱诗词的灵性，对诗词可谓情有独钟。他六岁进小学，十岁学写诗，十二岁学填词，在中学和大学求学期间，就对诗词创作兴趣甚浓。1926年他大学毕业受聘韩师（省立二师）以后，开始大量创作诗词，潜心研究诗词理论。

我父亲一生主要在两间学校任教：韩师和中山大学。他毕生的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多个方面，学术界对他的定位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词学家和文学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词人和书法家。”但诗词的创作与诗词的评论是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亮点。他作为现代岭南词派的领军人物，有“岭南词宗”之誉，词学界将他与江浙词学家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并列为现代中国词学四大家，他在二十世纪词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您是一位潮州人，也是著名的方言学家，请问您对潮州话的传承和发展有何见解？

詹伯慧：作为一位长期旅居外地的潮州人，潮州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几十年来无论我身处何方，都密切关注家乡的发展。由于潮州驻穗办的关怀，多年来一直给我赠送一份《潮州日报》，让我能够经常从中了解家乡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常常为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而感到高兴和自豪。汉语是国家重要的资源，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方言同样是宝贵的资源，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潮州话就是潮州文化的载体。要保护和传承好潮州文化，就应该传承好潮州话。推广普通话与传承好方言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要明白“推普”是要方言区的人学会家乡话以外的一种全国通用语言，是要使每个人都从单一的方言生活过渡到方言加共同语的双语生活。在传承方言方面，家庭应该起重要作用。家长在家里一定要多同孩子讲方言，千万不要因为推广普通话而不让孩子在家里说潮州话。这是方言得以传承的根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我就曾用心写了《潮州方言》一文，这对潮州话的研究有一定作用。近一二十年潮汕地区的方言研究在韩山师范学院院长林伦伦教授等人的策划和带动下，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对以潮州方言记录的民间传统谣谚、曲艺等方面的收集、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实在令人鼓舞。多年来，我也常应邀来潮州出席有关潮州话（闽方言）的研讨会，希望有生之年也能为潮汕地区方言的传承和研究尽点绵力。

记者：此次您来潮州除了参加第十四届国际闽语方言研讨会外，还前往家乡对建设詹安泰纪念馆进行选址、调研，请您谈谈对建立詹安泰纪念馆的看法？

詹伯慧：我父亲作为潮汕文化界老一辈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大力弘扬潮州传统文化的今天，建立詹安泰纪念馆有利于加深大家对潮州文化的了解，有利于进一步建设好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以前陆续有人提出要为我父亲建立一个纪念馆，这几年这种呼声日益加大。近期潮州市提出了“打造北部绿色发展示范区”的战略规划，家乡新丰镇在加快绿色发展过程中，提出要建立詹安泰纪念馆，得到了省、市、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县长实地进行考察指导，县、镇、村已邀集各有关文化部门人士成立纪念馆建设筹备组，韩山师院也十分重视，正在密切配合。可以说，纪念馆的各种建设条件已俱备。此次家乡父老邀我回家乡对父亲的纪念馆进行选址、调研，就是希望它能早一日建成。我今年已经满85岁了，但我想还应该在晚年抓紧为父亲纪念馆的建设尽力，做好这件慎终追远的大事。希望纪念馆能如愿在2016年底落成，镇上有意在纪念馆前配套建设安泰文化广场，还准备组建詹安泰学术研究学会，这些构思都很有意义，都是为了传承潮州文化，弘扬潮州文化，扩大潮州文化的影响力，建设好潮州文化名市的目标。

◆印象

学者风范 耕耘不息

采访詹伯慧教授，是记者闻悉他莅潮参加闽方言研讨会并回家乡调研詹安泰纪念馆筹建情况之后“见缝插针”般进行的。当记者打通詹教授电话预约采访时，詹教授正在新丰镇忙于调研詹安泰纪念馆筹建事宜。得知记者采访意愿后，詹教授爽朗地答道：“《潮州日报》我在家里天天有看，‘潮人风采’栏目我也看到，这几天我都很忙，找个晚上的时间接受你采访吧。”

采访当晚八点多，记者来到詹教授下榻的酒店房间，看到房里仍是坐满了前来拜访詹教授的客人。当讨论好有关事宜，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詹教授转身面对记者，用纯正的潮州话说：“现在就开始吧。你们来的人多，我就用普通话来讲吧。”

令记者感到惊喜的是，访谈时间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于几十年前的回忆，詹教授仍能清楚地记住一些细节，整个讲述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对于记者听不太清楚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詹教授还着重进行了阐述、解释。对于一些需要参考的资料文章，詹教授还作出了指引，尽显其“博导”的风范。

访谈中，詹教授透露了他至今仍然“工作繁忙”。除了正常的业务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写专论文章外，詹教授至今还频频应邀外出讲课授业。打从2005年在暨南大学送走他培养的最后几位博士生后，他一直受聘香港大学，担任港大的名誉教授，迄今仍旧每学年都为港大的研究生讲授几次语言文化的专题课。他还不辞辛劳，经常到各地参与学术研讨会和社会活动。他喜形于色地向记者透露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工程——将再用一两年的时间，完成他以首席专家名义负责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纂任务。

从访谈中，我们能感受到，年龄对于詹伯慧这位至今仍“耕耘”于语言学田野上的“老农”来说，并没成为一种羁绊，反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文章来源：潮州日报 发表日期：2016年2月29日 作者：文/潮州日报记者 詹树鸿  图/潮州日报记者 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