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的父亲詹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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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让我站在这个讲坛上，对我这个长期漂泊在外、乡音无改的潮州人来说，真可谓百感交集，感慨万千！这些年来家乡潮州发生的巨大变化。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城乡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给我们这些长期在外的潮人以极大的鼓舞！感谢潮州驻穗办的关怀，给我长期赠送一份潮州日报，让我能够从中经常领略到家乡人民意气风发，战天斗地、改变山河的英雄气概，也不时可以从报上刊出的照片看到家乡日新月异、旧貌新颜的壮丽图景。每当报上报道家乡一项重大建设工程开工或落成的消息，我的心头就会涌现一股兴奋和自豪，可真是心花怒放！几十年来我有缘到过一些国家，每到一处总要打听一点侨居那里的乡亲的情况，有机会也总想接触一下当地潮州同乡会（八邑会馆），尝尝“他乡遇故知”的滋味。我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方言研究工作，经常在课堂上讲解方言的作用。可有一项最为重要的作用，那就只有当你身在异乡为异客，当你在异国他乡遇到和你说着同样乡音的同胞时，你才会深深感受到方言的的威力。正是这叫人倍感亲切的乡音，时刻把旅居海外、浪迹天涯的华夏儿女紧紧的凝聚在一块儿，使素昧平生的乡亲亲如一家。在国外我曾有过几次这样的感受：在举目无亲的公车上，在陌生城市的大街头，偶而听到身边有人在用自己熟悉的方音交谈，就情不自禁地想搭讪过去，跟他们聊上几句。乡音、乡情，对于一个置身海外的游子来说，那该是多么可珍可贵的东西啊！此刻我脑子里不免浮现起在横滨中华街，在新加坡牛车水，在曼谷耀华力，以至于在遥远的巴黎十三区，在旧金山、纽约、墨尔本、悉尼的唐人街和萍水相逢的家乡人说着方言、拉起家常的情景来。有几次在海外得到乡亲会馆的热情邀访，畅叙乡谊的经历，更是经常萦绕脑际，使我终身难忘！其中一次是在新加坡和饶宗颐先生一起参加一个国际汉学盛会，潮州八邑会馆的乡亲前来邀请我们两人去会馆作客。那天除了座谈介绍会馆开展工作的一般情况外，更特别详细谈及会馆开班教学潮州话的问题，他们知道我是研究方言的，特别向我们展示他们自编的潮语教材，给我和饶老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到过多次新加坡，该是那里的常客了。十年前一次受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了一年的客席教授。刚到不久当地宗亲总会刊物《源》的编辑就上门来约稿，我想起方言在海外华人中的作用，特别是想到潮州八邑会馆开班教潮州话的事情，就给该刊写了一篇题为《留住方言留住根》的文章，此文被作为特约稿在显著的位置发表，还设计了一棵枝叶葱茏、须根满地的大榕树，配合此文刊出。回国后这篇文章还在《岭南文史》重发一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在巴黎讲学期间和潮州乡亲们的一些聚会，也让我久久萦怀，难以忘却：1990年我应邀到巴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讲学，聚居在十三区的潮汕乡亲，特别是几位侨团领导，通过欧洲时报知道我到达的消息后，很快就跟我联系上，经常来找我去做客，在短短一个月内，我成为巴黎十三区的熟客。潮人开设的超市士多，是我采购生活用品的好去处，潮人开设的一些餐馆，我几乎都吃遍了。通过和乡亲们的接触，对潮人如何来到巴黎，如何通过潮人的艰苦创业，让新建不久的十三区兴旺发达起来的事迹有了一些了解。回国以后，我就写了一篇《访法归来谈潮人》在《华夏》杂志发表（1991年1期），说出了我在海外接触潮人的一些感受。

刚才拉拉杂杂谈了一点有关乡情乡音的体会,算是“百感交集”中的有感而发吧！说实在，我这个早已进入暮年的老头儿，在半个多世纪的漫漫人生路上，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处于什么环境，内心里始终怀有一片对家乡的眷恋之情。遇上一些跟家乡有关的事物，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一次饶平文联编辑的《饶平风情》向我索稿，恰好我要远赴外地开会，一到住地，马上在会议开幕前夕赶写了一篇《故乡情思》寄去。离开家乡多年了，如今站到这个弘扬潮州文化的大讲堂上，面对父老乡亲对我的关爱和期盼，想起自己这几十年来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对潮州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创新，都未曾做过什么像样的贡献，实在是羞愧万分！当前潮州正在大打文化兴市的牌，要把家乡建设成为蜚声寰宇的文化名城。忝为一名潮籍的文化人，总该竭尽所能，为此略尽绵薄吧1基于此，当韩江论坛的组织者向我发出邀请时，我也就决定来了。说实在，尽管我热爱家乡，热爱潮州的山山水水，可我对潮州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却很肤浅，来到这里讲什么好呢？我请市社联的同志给我命题，他们就要我讲讲我的父亲，讲讲我们的家。开始我心中有点嘀咕，觉得父亲的学术生涯学术造诣还是让学术界的行家来评述更好;至于他的为人处世，人生取向，乃至坎坷际遇，作为他的儿子，我当然不无所知，但又感到哪些该谈，哪些不该谈，哪些该多谈，哪些该少谈，实在心中无数，不免有点为难。可是，后来一想，父亲作为潮汕文化界老一辈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大力弘扬潮汕文化传统的今天，潮州人民希望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乡亲们是把对父亲的认识和了解跟弘扬潮汕文化，跟建设潮州文化名城的事业联系起来考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什么理由不积极配合，不把自己在父亲身边成长，亲历父亲言教身教的感受说出来，为人们了解父亲提供一点真切的素材呢？再说，我这样做，不也就间接为潮州文化的建设尽一分自己该尽的绵力了吗？这样一想，我也就想通了。现在就让按着这一思路，说说我父亲和我们家的一些情况吧！

一 双语家庭，书香门弟，祖居号称“学文堂”。

父亲字祝南，号无盫。1902年出生于一个中医的家庭。我们家在饶平上饶山区的新丰镇润丰楼。一座典型的客家土楼，楼内的人全都性詹，也都全讲饶平客家话：一种跟标准客家话——梅州客话有相当距离的“半山客”。饶平这地方是潮州话和客家话兼有的双方言地区，县北从新丰开始全是客家话区，人口约占全县四分之一；新丰以南经过县城黄冈镇直到沿海的一些乡镇，说的则全是潮州话，我们也叫它“福佬话”，说福佬话的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三 。我家润丰楼坐落在新丰镇的北端，正好是上饶客家话区的起点，这样，新丰镇上就成为福佬话和客家话交汇点、双语并用的地方了。这样独特的语言环境，再加上家中从祖父那一代开始，詹家的媳妇都是来自县内外说福佬话地区的：祖母和三婶母的娘家是福建诏安说福佬话的秀篆，二婶母则来自县内福佬话区，而我的母亲，潮州枫溪人，说的则是地道的潮州话。这就使得我们家从来都是客家话和福佬话并用的双语家庭。女的基本上都说福佬话，而男的则基本上都说客家话。到了我这一代，自然是从小就习惯于客家话和福佬话并用：对父亲、祖父、叔父等多用客家话，而对母亲、祖母以至婶母等都得用福佬话。这样一个双语并用的传统，使我的父亲在他十四岁离开家乡来到潮州金山中学求学以及后来从1927年开始任教韩山师范时，都能够顺利适应语言环境；也为我这个后来一辈子从事语言研究的第三代奠下了多元语言背景的基础。其实父亲和我除了经常要使用潮汕话和客家话外，还都有一个经常使用广州话的背景：父亲的大学学历是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大学完成的，而我则由于从小经常生活在父亲身边，抗日战争期间跟随父亲任教的中山大学来到粤北，小学就毕业于由坪石广同会馆主办、用广州话教学的汉德小学，后来高中的学业和大学的四年又都在广州度过，使得我从小就有了使用汉语方言七大方言中的三种：潮汕话（属闽语）、广州话和客家话的习惯。加上长期在外，对北方方言和其他方言也有较多的接触，这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学术事业一直以方言研究为主攻方向，无疑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我们家还是饶平客话区稍有名气的书香门第。祖父是位悬壶济世的老中医，远近驰名，上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从不收诊金，只是开了药方，让患者到镇上药铺去“拆药”。父亲弟兄三人都先后上了大学，都是读文科的：父亲攻中国文学，二叔天泰三十年代到上海暨南大学攻经济，三叔力泰四十年代在中山大学攻历史。记得小时候，父亲和两位叔叔一共三家人都住在润丰楼外祖先留下来的一栋叫做“学文堂“的房子里，周围的人管它叫做”书斋“。从“学文堂”的名字，就可以想见祖父那一辈是希望父亲他们都能在“文”字下面下功夫做学问的。我小时候常跟父母亲住在这座稍有名气的“学文堂”里。听乡里长辈说，父亲自小聪颖好学，特别酷爱诗词，十岁开始学写诗，十二岁开始学填词。1926年在广东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时，带回来的书很多，租了一辆卡车运到新丰来。乡亲们总是拿这件事来印证“学文堂”不愧为书香之家，一时传为佳话。我开始不大相信，以为读几年大学哪需买这么多书？可是后来我相信了，因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父亲在广州中大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学校领导冯乃超同志得悉父亲有大量图书留在家乡，为了使这些书在“向科学进军”中发挥作用，便通过省委要饶平县帮忙把父亲留在家乡的书送回广州来，交到父亲手中。那时我已大学毕业由政府分配到武汉大学工作，不久又由我的老师王力教授推荐到北京大学进修汉语方言学了。父亲得到家乡运回的这一批书，十分高兴，在给我的信中，特别提到此事反映党和政府关怀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政策，要我一定要刻苦钻研，努力提高业务。后来我还了解到，当时为了妥善保存，避免流失，父亲当年从广州运回家乡的这一大批图书，在送回广州前已有一部分被转移到饶平四中的图书馆里保存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有机会访问母校四中时，见到这些父亲年轻时的藏书，更进一步体会到“书香门第”这几个字的份量。父亲年青时读书、爱书、藏书的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也深深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此后每当回到家乡，抬头看见“学文堂”三个大字，想到父亲一辈子栽进书堆中，拼命读书，拼命做学问的情景，不免感慨万千!

二  执教韩师，受聘中大，毕生未离开教坛

父亲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1926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第二年就接受广东省立第二师范（韩山师范学院前身）校长方乃斌的聘约，在那里当文史教员。开始时教授文史、诗词、近代文等课程，后来又陆续讲授过文学史、美术史等课。几年后，在1932年，还兼任金山中学高中部教员一学年。这些在韩山师院的校史中都有记载。据当年听过父亲讲课的韩师校友回忆，那时候的詹老师，穿着一套丰顺汤坑产的夏布唐装，配一双薄底布鞋，衣着朴素，中等身材，清俊潇洒，精神饱满，虽然只有二三十岁，却显得老成持重，大有儒者风度。任教韩师期间，父亲常乘当年的潮汕铁路火车赴汕头，有时也带上我去见见市面。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儿时乘火车来往潮州汕头之间的经历。父亲每到汕头，总有一些仰慕他的青年找他请教文学、诗词方面的问题。潮籍老作家吴其敏在一篇追忆先父的文章中提到此事：“……每次从潮安到汕头来，一群人拥着他，听他谈文学、谈词、他总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制作的新词拿来对我们讲解，或念给我们听。”当年人才济济的韩师，如今已是一所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名校了，历史上不少名家学者都曾在韩师留下足迹。十多年前我陪年过八旬的母亲回韩师母校参观，看到校史室里辟有专栏介绍父亲当年在韩师执教的情景，母亲伫立在父亲像前，感慨万千，不禁动容。陪同参观的院领导对我母亲说：您是迄今回来探望母校的最早期校友。父亲是1930年在韩师任教期间与他的学生柯俄仙（我母亲）结婚的。第二年母亲就在潮州城里胶柏街的住所生下了我。因此我的童年是跟随父母亲在潮州府城度过的。我的籍贯虽说是饶平，但要说出生地的话，那就该是潮州城。有关父亲在韩师执教期间的事迹，当年的弟子门生多有缅怀忆旧的文字传世，其中父亲在韩师时最得意的弟子蔡起贤，在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文集》上，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当年詹老师的寓所在潮州城里的胶柏街，在五间平过的楼房楼上，院子很清幽。家中的设置很简单朴素，可是满目图书。靠右边最后一间房子，就是詹老师读书工作的地方。我在学校听课之外，常常是星期日到胶柏街詹老师的书房读学校图书馆没有收藏的书。詹老师的书对我是毫不吝啬的，我要读什么就翻什么。他曾说：‘你珍惜书籍，不弄脏弄坏，我很放心，只要你读得懂或要读的书，都可随便取阅，也可带回宿舍，细心研读。’要是我偶然有一两个星期天没有到他家，他就挂电话来唤我。……詹老师的家，就好像我的家。”从这里可见父亲对门生是如何的关爱，蔡起贤先生后来成为潮汕地区杰出的国学家诗词家，对潮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这跟当年在我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2002年父亲百年冥诞之际，蔡老以八五高龄和与他同龄的宗颐先生，还有当年父亲的学生陈伟南先生，都专程莅穗出席盛会。

不料会后不久，就传来蔡老辞世的噩耗，真是潮州文化界的一大损失。在潮汕地区，人们提起潮州文化薪火相传的事，总爱拿蔡老跟我父亲的关系作例子。如今蔡老已经作古多年，往事如烟，令人唏嘘无已！父亲在韩师教许多门课，工作很忙，但每天回家总还没忘记要督促我背唐诗。我在进小学以前，父亲给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背诵唐诗。他那摇头摆脑地示范背诗的神态，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那时候我还没进小学，父亲要我背诵的唐诗，大都是脍炙人口的五言、七言绝句，至今过了七十年，大都还能在我的脑子里记住。

近十多来年，随着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文化学术界的影响不断扩大，潮汕人常把饶先生和我父亲这两位潮籍学者联系在一块儿，因而也常有人向我问起父亲和宗颐先生相交的情形来。在这里，就让我谈点父亲和饶家交往中鲜为人知的事情，供关心潮州文化的人参考吧！。

早在父亲到韩师任教后，和宗颐先生尊翁饶锷就有来往，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父亲常去那里找书看，有时也带着我去，成为饶家的常客。1932年饶锷老先生邀集一班潮州诗人喜结诗社“壬社“，我父亲就跟诗社成员石维岩、杨光祖等频频酬唱。父亲比宗颐先生长15年，那时宗颐先生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翩翩少年，但已经在乃父的培育下饱读诗书，熟谙艺文，也能吟诗作对，是位有名的“潮州才子”了。我们家的客厅上，常引来一些文人墨客，高谈阔论，品茶论艺，其中经常可见宗颐先生。记得父亲有一次生病不能上课，韩师急需找位老师代课，父亲就推荐了宗颐先生。宗颐先生欣然受命，果然不负所托，课堂上深受同学欢迎。这大概是宗颐先生第一次上讲堂，可真是出手非凡！一个二十左右岁的潮州才子，这下可就一鸣惊人，尽显他那自学成才、出类拔萃的才华了。

父亲在韩师任教十二栽，1938年，日寇进犯广东，战火炽烈，有人邀我父亲入蜀从政，父亲与祖父商量，祖父以“学文堂’世代书香，弃教从政实不可取，要父亲三思而行。其时羊城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云南澄江。恰巧主讲诗词的岭南词家海绡翁陈洵辞去教席，文学院长吴康求贤若渴，驰函欲以名士身份急聘我父亲赴滇接替海绡翁教席，主讲诗词。这样一来，从政乎？从教乎？父亲斟酌再三，毕竟学术生命对父亲来说最可宝贵，他终于放弃仕途，做了接受中大教授聘约的决定。这一弃政从教的果断决定，使得此后父亲漫长的学术生涯一直都和他早年的母校——中山大学紧紧连在一起，也决定了他一辈子始终没有脱离教坛，最终在中山大学结束他短暂的六十五个年华。从此父亲就一直在抗战烽火中跟随中山大学频频播迁，颠沛流离，从广州到澄江（云南），从澄江到坪石（粤北），再从坪石到梅县（粤东），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才又从梅县回到广州石牌中大原校来。可谓对中大忠心耿耿，从一而终。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父亲决定离开韩师前往中大任教的时候，他念念不忘才华出众的多年深交饶宗颐先生，有意约请宗颐先生同往。1939年初父亲单身先期赴任，其后，我母亲和宗颐先生相约一起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安南（今越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找我父亲。后来只因宗颐先生路上生病，抵港后为香港文化界所聘用，终止入滇行程，留下来在港工作。从此开始了宗颐先生跟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我母亲也就只好带同我不到两岁的妹妹独自辗转入滇。这是我父亲和宗颐先生数十载相交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母亲还经常跟我们谈起当年和宗颐先生结伴入滇的往事，念念不忘当年宗颐先生照料她几经曲折绕道前往云南的情景。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假如当年宗颐先生和父亲一起到中大工作，失去了留港工作的机遇，日后宗颐先生的人生道路，又是不是会跟我父亲有所雷同呢！几十年来，父亲与宗颐先生始终相互眷念，书信往来与诗词唱和一直没有间断。直到1958年父亲蒙冤戴上“右派”帽子，两位潮州杰出学者才无奈地中断了联系。1967年父亲含冤谢世，宗颐先生悲痛万分，对遗作的付梓刊行，总是耿耿于怀。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在东瀛讲学期间，有幸带同父亲诗词手稿与宗颐先生相聚京都三缘寺，共商刊印遗稿大计，其后经宗颐先生将手稿带到香港，多方奔走，几经周折，才终于得到时贤何耀光先生的赏识，以《至乐楼丛书》第25卷将父亲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盫词》在港影印刊行。宗颐先生鼎力促成先父遗著面世的这段情节，凸显这两位潮籍前辈学者的深厚情谊，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父亲自1938年到云南澄江中山大学任教起，直至196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病逝，前后三十个年头，从未离开过这所华南最高学府。长期以来，他的主要学术方向是古典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诗学、词学等领域都有过突出的贡献，写出了不少在学术界属于顶级水准、在海内外深受赞赏的著述。他的这些著述，往往是在艰苦的治学环境中完成的。1939年初到云南澄江中大任教，当时时局动荡，人心惶惶，澄江小城一下子搬进来一所大学，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办学条件。住的是破庙祠堂，上课教室也是破庙祠堂，简直就可以称为“破庙大学”。父亲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认真讲学，还振奋精神，勤奋写作，《滇南挂瓢集》就是在这里完稿付梓的。1940年中大再迁粤北坪石，条件比澄江稍有改进，但毕竟是在抗战时期，不可能新建校舍，在坪石仍然是借用当地一些机关单位的旧房子，凑合着把校本部及各学院在镇上和附近乡村分散安置下来。那时我们全家就在武水边上租住了一间泥土墙的民房，用木板隔成前厅后房，面积一共才十来平方米。父亲早期研究词学的杠鼎之作《词学研究》，就是在这里每天深夜借着昏黄的植物油灯光伏在小书桌上完成的。父亲不仅在学术造诣方面具有崇高的声望，在教书育人中也有很好的口碑，他指导学生热情细致，受过他教诲的人，莫不为他那平易近人、淳淳善诱的长着风范所感动。无论是在澄江、坪石简陋狭窄的宿舍中，还是在广州康乐园窗明几净的客厅里，总是经常围坐着前来求教的门生。学生向他请教学问，他总是轻声细语，不厌其详地解疑释惑，使人茅塞顿开。有几位潮籍的中大学生，如丘陶常、陈叔良、方书春、汤擎民、许寄侬、郑碧珠以及福州籍的陈必恒、新会籍的陈湛诠等，从澄江到坪石到梅县，几经播迁，大都时相过从，成为父亲身边的至亲门人。他们每来我家，父亲必然以当时不可多得的家乡茶叶来待客，一边“拍嘴鼓”，一边喝父亲亲自泡制的功夫茶，亦师亦友，亲如一家。陈湛诠是跟随父亲学诗最有心得，成就最大的一位，父亲有长诗《学诗一首示湛诠》相赠。湛诠先生后半生执教香港几所高校，誉满香江，有“国学大师”之称。在音信隔绝多年后，惊悉“祝师”含恨辞世的消息，悲痛欲绝，赋诗哭悼，哭诗发端云“百世无我师弟情’,,足见师生情深，令人感动。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多次造访时已荣休在家的陈老，言及先父晚年坎坷际遇，陈老老泪纵横，令人扼腕！时至今日，前面言及的几位潮籍才俊，除许寄侬、郑碧珠两位女士尚不知是否仍健在外，其余几位都已先后作古，也许老天开恩，他们又能相聚天国，与先父共叙乡谊了。在中大任职期间，父亲一直深受校内师生和社会人士的敬仰，，先后担任过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并出任过首届广东省政协委员。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父亲最可贵之处是他能够注意主动接受新事物，积极学习新理论，力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解放初期，他曾表示“三年不读线装书”。以大量时间潜心钻研新文艺理论，用以研究古典文学。据了解，他在解放后先后系统地阅读过中外文艺理论著作两百多部，这种精神叫人叹为观止！正如王季思教授在为《詹安泰纪念文集》所赋的《满江红》词的题解中说：“……发誓三年不读线装书。其勇于探索之精神，在同辈中殆所鲜见。”。正是在这种勇于探索精神的支撑下，父亲先后写出一批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如1953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被学术界评为解放后第一篇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术论文，在古典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尤为难得的是：父亲在试图运用新理论新观点剖析古典文学现象时，总是覃思精研，反复琢磨，并尽量多征询师友及学生的意见，若有片言可取，即马上采纳，一再修改，务求精益求精。他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学风，对学生是活生生的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父亲多次应教育部（高教部）之聘与国内一些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协作编撰全国通用文学史教材。由他主编，容庚、吴重翰合著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经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审定于1954年正式出版。同年,高教部主编的《高等教育通讯》，为配合这部教材的出版，发表了父亲撰写的《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验和体会》一文。

尽管父亲在解放后积极主动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来表明热爱国家民族，乐于跟随时代前进，但万万没有料到，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峥嵘岁月里，作为出身于旧社会的一名知名学者，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难逃厄运，成为“老运动员“，使他在心身俱创的境遇下，被长期剥夺学术活动的自由，失去了许多能在学术上发挥所长，报效国家的机会。实在令人痛惜！父亲原为中大二级教授，58年蒙冤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被”处理“到资料室当了多年的资料员，所幸他身处逆境而未曾气馁，治学著述，从不稍懈，因而一旦雨过天晴，平反摘帽，很快便又能够重执教鞭，沾溉文林。父亲的许多重要著述，都在1961年“摘帽”以后陆续问世，足见宝刀未锈，锐气尚存。只可叹来日无多，在十年浩劫期间，以久病体弱之躯，重罹劫难,癌魔缠身，终因求助无门，救治乏力，病逝中大护养院，终年只有六十五岁。父亲的早逝实在是现代潮州文化发展史中的一幕悲剧。正如吴承学教授在《我所感受的潮州文化》一文中所说：”作为潮州学人，詹安泰先生代表的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水平。这也是潮州文化的代表人物。但是我在编辑他的文集的时候，总是感到他的才能并没有充分的发挥。由于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限制了他学术研究的自由。1957年以后，他生活一直很压抑。65岁就去世。如果天假以年，他肯定可以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三 钟情诗词，精研词论，名列“词学四大家”。

父亲的学术事业涵盖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他毕生的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多个方面。近期学术界对他的定位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词学家和文学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词人和书法家。”（《詹泰文集》前言，《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之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但诗词的创作与诗词的评论毕竟是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亮点。这要溯源于他的早慧。父亲从小就具有认识诗词、酷爱诗词的灵性，对诗词可谓情有独钟。他六岁进小学，十岁学写诗，十二岁学填词，在中学和大学求学期间，就对诗词创作兴趣甚浓。1926年大学毕业受聘韩师（省立二师）以后，开始大量创作诗词，，潜心研究诗词理论，并与国内词学名家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陈蒙盫、曹湘蘅、陈竺同、卢冀野等广泛交流，书扎往返，酬唱论词，成为以词会友的词坛知己。曹湘蘅主编的《国闻周报•采风录》、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和《青鹤杂志》等经常发表父亲的词作。父亲于1937年从几百首词中选出一百首编成他的第一部词集《无盫词》。在词集的小序中，父亲说：“余志学之年，即喜填词。风晨月夕，春雨秋声，有触辄书，书罢旋弃，三十以后，爱我者颇劝以存稿，积今五年，得百首，亦才十余六七耳。蔡生起贤，见而好之，为辑抄成册。”当时删去的有300多首，可见父亲这首本词集，编选是十分精严的，香港《探照灯》报曾以《岭东词长詹安泰》为题专门介绍了这本词集。《无盫词》一经问世，立即好评如潮，词学权威夏承焘一再称赞先父“词学甚深”、“词甚功”；词曲大师吴梅赞赏先父的词作“取经一石（姜白石）二窗（吴梦窗、周草窗）而卓有成就者”。《无盫词》主要是父亲三十岁前后的作品，线装印制，现已不可多得。1982年香港《至乐楼丛书》第25种将《无盫词》与《鹪鹩巢诗》合刊出版，其中《无盫词》分五卷，收入244首，就包函了早期收在《无盫词》中的100首。2002年在纪念先父100岁诞辰的前夕，香港翰墨轩出版《詹安泰诗词集》，其中词集仍名《无盫词》，在第五卷增收了《至乐楼丛书》漏收的29首词，共273首，是父亲词集中最为完备的传本。1939年父亲在云南澄江刊行了他的诗词合集《滇南挂瓢集》，，这是他的第二本诗词集。从《无盫词》到《滇南挂瓢集》，父亲的诗词名家地位，由此而奠定下来了。

父亲的诗词创作，近期学界多有研究，潮籍著名学者吴承学和他的同事彭玉平教授是当代诗词研究名家。他们编选《詹安泰文集》（2004）时，在长篇的《前言》中，对先父诗词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而书前的《学术小传》则概括先父的诗词创作为：“詹安泰博学多才，而用力于诗词者尤深。他兼擅诗词创作和诗词评论。……詹安泰先生的诗词，学有渊源，他踵承清季同光诗人”宗宋“之风，挹其芳润，发为诗词，而自侦新境。他的《鹪鹩巢诗》凡九卷，受梅尧臣影响特深，同时，又具有韩愈和苏轼的笔势。在填词创作方面，他承晚清朱祖谋、陈洵之绪，初宗白石，继学梦窗，辛辣处殆过其诗。”同时，在《前言》中也指出：“詹安泰诗风曾有一个从‘绮思’到兼有‘雅怨’的发展过程。”至于先父的词风，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和三十年代后期以后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取径一石二窗，继追随姜白石、吴文英和周密的词风，较为清丽；后一阶段主要继陈洵”问途碧山，宜所先也“之论，专师王沂孙，词风偏重寄托。当代词学家施议对在《当代词综•前言》中评价先父的词作时说：”詹氏所作词，每将家国身世之感寄寓其间，有着深邃的命意。而且，他的词绵丽而有疏宕之气，空灵之境及沉郁幽忧之思，在当代词坛独树一帜。“

父亲以词学名世。他是我国现当代少有几位兼擅诗词创作与词学研究的学者。在词学研究方面，从词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到词学专题的探讨以至词集的校勘笺住，都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建树。其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纪词学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价值和地位。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词学研究论文集》，从1911－1949的二十年间全国报刊发表的约六百篇词学研究论文中精选出22篇来，父亲的《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1945）一文便入选其中。最能体现父亲词学思想体系的专论。当推他在粤北坪石执教中大期间所写的系列论文《词学研究》。《词学研究》包括论声韵、论音律、论调谱、论章句、论意格、论修辞、论境界、论寄托、论起源、论派别、论批评、论编纂等十二论，这十二论兼顾“学词“与”词学“，旨在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词学体系，创立真正意义上的”词学“。十二论中前八论侧重“论学词”，后四论在“学词”的基础上推衍和提高。此前在中国词坛上很难看到有理论性和系统性如此全面阐述词学上种种问题的专论。早年词学大家吴梅出版过一部比较全面介绍词学基本理论和词史的《词学通论》，但因为写作的时代较早，写得也比较简略，相比之下，先父这部《词学研究》就显得后出转精了。《词学研究》十二论在”文革“期间原稿毁失近半，幸存的只有七论，由潮籍门生汤擎民教授悉心整理，连同其后父亲给研究生上课用的讲稿《宋词研究》，以《詹安泰词学论稿》为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发行。1997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詹安泰词学论集》（20世纪潮人文化萃英丛书之一）和200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詹安泰文集》都将此七论全部收入书中。除《词学研究》外，父亲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显示他的精辟见解的词学专论：有对词的起源，对宋词的评价，对宋词发展社会意义的看法，对唐宋词人的风格、流派的阐述，对某些词作艺术性的分析等等。其中不少论述唐五代及南北宋词的文章，在198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以《宋词散论》为名结集出版。《宋词散论》和《詹安泰词学论稿》充分显示父亲在词学研究上的精深造诣，读着这两部专著，词学专家认为：先父在构建词学理论体系的同时，时时体现出他具有强烈的词史意识。在父亲的词学研究中，还有必要一提他关于词的精神的研究。《词学研究》中有“论境界”和“论寄托”两论。就是就词的精神来展开论述的。“论境界”一稿已散失，而作为《词学研究》最早完成的一章《论寄托》，1936年在《词学季刊》上一刊出，就深受词学界的瞩目，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父亲词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篇佳作。词的”寄托“虽然在明清张惠言、周济、刘熙载以至近代吴梅等大家都有论及，但对寄托说的理论源流和形态特征却没有哪位词家系统探讨过。父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撰写了这篇有独到见解的《论寄托》，显得特别醒目。父亲结合政治背景、结合词史来分析寄托说的形成过程及理论内涵，探讨寄托的创作动因，认为寄托的经典形态应该是在外在形式上脱略寄托痕迹，不落言铨。而寄托的显晦，是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根据这些论点，父亲举了从唐五代到南宋词中运用寄托的实例来加以印证。他认为南宋词最多寄托，是因为“国事陵夷，金元继颇，忧时之士，悲愤交集，随时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遭大僇，逐客放臣，项背相望；虽欲不掩抑其辞，不可得矣。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父亲对词学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他对南唐二主词的整理和论述上。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李璟李煜词》，此前他发表了《李煜和他的词》，系统而集中地阐述了他对李煜及其词的看法。他对李煜词的非凡见解引发了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展开一场李煜及其词的热烈讨论。父亲在对李煜生平及南唐政治形势进行详细分析，并将李煜词加以分类剖析之后，认为李煜词中表现的爱情固然不能等同于一般封建帝王荒淫生活的表现，也不完全等同于一般人民的爱情生活。人们欣赏李煜这些词不在于其中具体的内容，而在于李煜的大胆真实的描写和描写艺术的较高成就。李煜作品中所表现的愁恨，是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感正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感受到的，有一定意义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人所共有的特征，因而自然具有感染力。在当时学术界相当普遍地把人的阶级属性夸大到绝对化的程度，在文艺评论中出现庸俗社会化倾向的背景下，父亲的这些见解，不为时见所囿，显得独具卓识，难能可贵。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父亲关于李煜及其词的见解，已为学术界的多数人所接受，《李璟李煜词》一再重版，近日出版社又找我签订新的重版合约，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

上面略述了父亲在词的创作及词学的建设和研究上作出的非凡业绩。基于此，当今词学界都认为：詹安泰作为当代岭南词派的领军人物，有“岭南词宗”之称，其词学造诣与词坛声望，堪与与江浙词家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比美，宜与夏。唐。龙一起，并列为现代中国词学四大家。当代词学家施议对近期在他的《当代词综》中力主“四大家”说，父亲在二十世纪词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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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由于他的国学根基深厚，又能注意经常充实新的理论方法，使他能在我国传统文化领域中游弋自如，呈现出涉猎面广，体系性强，兼具总结性与开拓性的特长，处处显示出他全面而科学地驾驭古典文学的非凡功力。他除了致力诗词的创作和研究外，在《诗经》的研究、屈原及《离骚》的 研究，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理论方法的探讨等诸多领域，都发表过令人瞩目的传世佳作。他十分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走向，经常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强调要在“古为今用”上下功夫。这一系列的见解，反映出父亲是一位站在时代的前头，能够“与时俱进”的称职学者，称职教授。父亲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别具风格，兼擅多种书体，行书秀逸飘洒，碑体凝重典雅，都独具风韵，深得海内外书道行尊的赞赏，书艺作品早年在潮汕地区以及港澳、东南亚广为流传，收藏者莫不视为珍贵墨宝。生前多次被选送国外展出，近期又入选为“广东历代书画展”作品，在北京隆重展出。

父亲一生坎坷，屡遭凌辱而始终未泯学术壮志，长期强忍身心的痛楚与折磨，，奋力著述，，毫不懈怠。如上所述，他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如此非凡的贡献，实在令人钦叹不已！《詹安泰文集》前言中的一段话，我想可以代表今天人们对我父亲的总体评价：“詹安泰在二十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虽然他孤独而凄凉地离开人世，但他用文字为自己建筑了一座学术丰碑，供后人永远的瞻仰和怀念。”父亲走了，他含恨地走了！他一生拼搏，却来不及享受祖国学术振兴的精美大餐，他热爱家乡，他钟情韩山韩水，却没缘亲睹韩江岸边古城的壮丽新装。1967年，距今41个年头，父亲是在万恶癌魔的侵噬下才过早地撒手人寰的。今天我在这里回顾父亲一生走过的道路，聊表我们后人的深切怀念，也想借此激励我们的后来者：一定要继往开来，要发扬光大先辈为我们创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要把我们家乡潮州建设成无比精彩的文化名城，最后，我想用吴南生同志在《詹安泰纪念文集》（1987）中给父亲的题词来结束我的讲话：

岭海芳型垂永久，诗人风范在人间 。

（潮州日报《观潮》副刊，2008－6－20，6－27，7－4。）

内容编稿：詹伯慧教授

内容提供：广东省食文化研究协会 （杨冠丰）

内容编辑：李云云